痛苦指数

生活中的痛苦指数五花八门：学生有学生的痛苦指数，纳税人有税负痛苦指数，购房者有买房痛苦指数，经理人有职业痛苦指数，就医者有医疗痛苦指数……世间各类痛苦指数难以尽数。经济学家惯于用各种指标来衡量我们的经济生活，即便是喜、怒、哀、乐这些看得见却摸不着的感受，他们同样能设计出相应的指标加以分析，并尝试从中寻找解决问题的办法。本文要谈的痛苦指数，正是这类指标中的一种。

知道你的痛苦指数是多少吗？

这里所讲的痛苦指数，是美国著名经济学家阿瑟·奥肯于1970年提出的、大体反映一个国家经济困难程度的指标，其数值等于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二者之和，以百分数表示，属于滞后指标。之所以这样设计，是因为物价上涨与失业率变动是深刻影响人们生活水平的两大因素。物价一路走高，老百姓手中的钱越来越不经花，购买力持续下降，心情自然难以愉快；失业更不必说，工作一旦丢掉便等于切断了收入来源，尤其令人沮丧。从这个角度看，痛苦指数能够较好地体现百姓对总体经济运行的切身感受。只要掌握每个月、每年的通货膨胀率与失业率数据，就能粗略估算出经济运行中民众的痛苦程度。举例来说，某个国家某月的失业率为8%，通货膨胀率为16%，那么该国当月的痛苦指数就是24%。

不过，与手里的钱贬值相比，丢掉饭碗更令人痛苦。有实证研究表明，公众对通货膨胀的忍受力是对失业的1.6倍，因此也有人主张把公式修正为：痛苦指数=（通货膨胀百分比/1.6）+失业率百分比。按修正后的公式重新计算上面的例子，痛苦指数=（16%/1.6）+8%=18%。在失业率与通货膨胀率数值相同的情况下，修正公式得出的痛苦指数要小一些，原因在于修正公式假定人们对通货膨胀的承受力更强，对通胀带来的痛苦程度打了折扣。

“痛苦指数”如今已成为经济学界的流行用语，它在经济层面确有一定意义。当通货膨胀率越高、失业率越高时，人们的生活越艰难，痛苦指数越大；当二者都处于较低水平时，痛苦指数越小，日子相对好过。那么，怎样借助痛苦指数来反映政府施政的优劣、体现民众的苦乐程度呢？有观点提出：当痛苦指数超过20%时，表示这个国家的经济处于“悲惨”状态，政府显然尽责不力；痛苦指数在10%到20%之间，表示这个国家的经济状况“尚可”，政府的表现还说得过去；如果痛苦指数不到10%，则说明这个国家的经济表现“优异”。若痛苦指数在过去4年中都较一年前的数值下降，表明经济无论长期还是短期都呈现持续改善的趋势；相反，若过去4年间都较一年前的数值上升，则代表经济每况愈下。

痛苦指数的缺陷

痛苦指数虽然解决了经济环境中人们感受上的度量问题，但也存在局限性。它仅仅反映了全国的平均水平，没有考虑地区发展差距和收入不平等的影响。发达地区比欠发达地区、富裕阶层比弱势群体更有能力抵御物价上涨和失业的风险。同低收入者相比，富人的投资渠道更多，倾向于投资股票、债券、外汇、房地产等，多样化投资在分散风险的同时还能实现资产的保值增值，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影响并不算大。而低收入者本来积蓄就不多，仅能维持基本生活，哪里还有多余的钱去投资？这也解释了为什么物价水平只是微涨，一些人就喊“吃不消”了。痛苦指数只能呈现全国层面的“痛苦”程度，却无法反映财富差异、社会地位、所处环境的影响，也就是说，我们不能从痛苦指数中看出不同地区、不同阶层“痛苦”背后究竟有多大的差距。

另一方面，痛苦指数没有考虑到某些失业问题。我们知道，社会中存在各种各样的失业，有摩擦性失业、结构性失业、季节性失业、周期性失业、自愿性失业等，它们的形成原因各不相同，有时还会同时存在。而且失业这一现象普遍存在，无论经济处于繁荣期还是萧条期都不可避免，我们不能期待经济中出现零失业的最佳状态。以我们的近邻日本为例，作为一个发达国家，其经济十多年来一直处于停滞阶段，由此引发了一系列经济和社会问题，再加上金融危机的打击，国民的痛苦不是一个简单的公式可以衡量的。我国经济虽然也遇到困难，但在政府保增长、促就业的政策之下，人们的痛苦程度应当低于用公式计算出来的结论。

我们如何成功跨越“中等收入陷阱”

应当说，经济是否平稳增长对国民的“痛苦”影响更大，最终一切问题仍要依靠经济发展来解决。而经济的发展也会遇到“陷阱”。“中等收入陷阱”是世界银行在2006年的《东亚经济发展报告》中明确提出的一个概念：新兴市场国家突破人均GDP为1000美元的“贫困陷阱”后，很快会奔向1000美元至3000美元的“起飞阶段”；但当人均GDP达到3000美元附近时，快速发展中积聚的矛盾集中爆发，自身体制与机制的更新进入临界。很多发展中国家在这个阶段由于难以克服经济发展的自身矛盾、发展战略失误或受到外部冲击，经济增长回落或长期停滞，落入所谓“中等收入陷阱”阶段。从历史经验看，巴西、阿根廷、马来西亚、泰国等许多国家在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后就陷入了“中等收入陷阱”，经济增长被牢牢锁定，出现长期停滞的局面。

经过30多年的发展，我国经济持续快速增长，2009年人均GDP超过3700美元，已进入中等收入国家行列。在取得辉煌成就的同时，我国也面临着落入“中等收入陷阱”的风险。从地区发展上看，从沿海到内地的区域发展不平衡还没有根本解决，更有资源枯竭地区转型所面临的经济和社会问题；从收入分配上看，贫富差距有不断扩大的危险，社会两极分化严重；从城市化发展上看，城市化进程中又形成了新的城市二元结构，城市不断繁荣的同时，农民工的城中村也不断出现。城乡二元结构并未扭转，老龄化社会已经到来，还有国内相对不成熟的金融体系等，这些问题都有可能使我们掉入陷阱。

要顺利跨过中等收入陷阱，我们需要在收入分配中更加注重公平，千方百计增加农民收入，切实解决三农问题——当占我国人口一半以上的农民富裕起来时，经济增长也就有了新引擎；要完善社会保障体系，解除人们的后顾之忧；推进产业结构调整，走创新型工业化道路，用科技改造传统产业，完成产业的升级换代；深化政治体制改革；同时管理好脆弱的金融体系，防范金融风险给我们带来的冲击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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