通货紧缩形成的原因

通货紧缩的成因可以从两个层面来考察：一是直接原因，二是深层原因。就深层原因而言，它源自我国现阶段所特有的体制矛盾与结构矛盾。

就直接原因来看，则是商品供求的总量与结构出现了严重失衡——商品供给超过了需求，且供给结构与需求结构不匹配，致使潜在的社会总需求与社会总供给之间产生较大的结构错位。由此，大量潜在的产品供给无法实现，沦为无效供给，商品价格水平因而在相当长的时期内持续处于低位徘徊状态。概括而言，通货紧缩的出现包含直接原因与深层原因两个方面。

1.体制缺陷

体制方面的缺陷具体表现在以下几点。

（1）产权制度方面的缺陷。针对国有企业改革，国家确立的目标是：建立产权明晰、责任明确、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的企业制度。然而从我国当前的实际情况看，多数国企依旧采用独资形式，仍停留在转换企业经营机制阶段所形成的那种体制水平上——虽握有相当的经营自主权，却只负盈不负亏。据统计，目前我国真正完成多元投资、真正建立起现代企业制度的国有企业大约只占10%。

事实上，从现实情况看，现行的这种制度转化也很不彻底，原因在于各投资主体的股权代理关系被扭曲，企业资产的控制权、资产剩余控制权以及资产剩余索取权的配置存在残缺。

一方面，国有企业的所有权归国家所有，国家依法把企业经营权授予企业法人及企业内部职工，由其代理经营企业资产。国家采用这种承包经营方式，本意是让企业做到自主经营、自负盈亏，成长为独立的市场主体。但其中仍存在不少弊端：产权归国家所有，剩余控制权却掌握在企业内部人手中，而剩余索取权又归于国家，这正是典型的产权残缺。其结果是，企业经营决策者往往为自身及企业内部人牟取利益，追求企业内部人的效用目标，偏离了国家财富与企业价值最大化的方向，这种局面极易导致国有资产的流失与破坏。

另一方面，企业承包责任人表面上可以通过推荐、选举、招投标等方式产生，但现实中，我国国有企业的承包人大多由国家主管部门任命。这种现象的普遍存在，使国有企业在很大程度上仍是政府的“附属物”，政府会借助行政手段干预其生产经营，企业难以真正实现自主经营和自负盈亏，其经营机制便与市场需求呈现出不相适应的状态，进而引发市场调节能力弱、竞争力差、产品质量下滑、产不适销、效益严重下滑、产品大量积压等一系列不利于企业发展的问题。

（2）经济活动的扩张机制缺陷。对企业来说，开展经济活动本应建立在提升生产技术、推动产品升级换代的基础上。但我国国有企业创新动力不足、风险约束机制失灵，这些企业为了维持增长，只能依靠大量追加投资来扩张规模，并未对市场供求状况进行全面的调查与了解。20世纪90年代我国经济之所以高速增长，最直接的原因正是国有企业的大规模投资。这在带来经济高速增长的同时，也造成了简单的重复建设，使社会资源被严重浪费，未能发挥应有的作用。

据统计，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，我国每年新建项目多达3万个，但其中约有1/3处于亏损状态，仅1/3获得了较高的投资回报率，由此每年将近5000亿元的投资未能真正转化为效益。这说明我国企业的投资效率相当低下，增量资源无法得到有效配置。巨大的过剩生产能力使企业产品供过于求、销售不畅、效益下滑，而依靠大量资金投入来推动生产的模式，在当今社会也日益难以为继。

（3）企业退出机制缺陷。市场化的退出机制主要包括转产、兼并重组以及因破产导致的企业消亡（即存量资源的再配置）。通过兼并重组，企业既能实现规模效益，也能调整产业结构，促使管理水平提升、市场范围扩大等因素朝好的方向发展。

对一家企业而言，如果国家的破产机制健全，就能减少企业资产的有形与无形损耗，让资源实现合理配置，发挥资源优势的积极作用。然而我国企业产权的不可转让性，对企业兼并重组构成了一定障碍。

尽管我国国有经济各企业之间可能存在某种交换，但这并非真正意义上的交换，因为过程中没有发生所有权的转移。比如，国家可以安排一家赢利的国有企业去“兼并”另一家亏损的国有企业，形式上看似“兼并”，实际上并不是市场交换意义上的“兼并”，本质上只能算国有企业之间的组织合并。在这种格局下，相当多的企业出现产能过剩问题，却面临设备大量闲置又无法转产的困境，于是形成了大量资产的有形损失与无形损失，拉低了整个社会资源的效用水平。

让赢利的国有企业去“兼并”亏损企业，会给赢利企业带来巨大的经济损失，甚至把赢利企业拖入亏损境地，社会资源依然得不到优化，整体经济运行质量也随之下降。严重亏损的企业吞噬了赢利企业的利润，使企业目标发生偏离，进而产生大量非经营性资产和高企的资产负债率，甚至导致企业长期停产；长期拖欠的债务又使国有银行形成巨额呆账、坏账，给社会信用体系带来危机，同时削弱了企业的投资意愿，使企业进一步陷入压缩生产的困境，下岗职工人数随之增多，社会不稳定因素增加，企业投资需求与居民消费倾向双双下降，通货紧缩由此进一步加深。

2.产业结构不合理

就当前情况而言，我国产业结构呈现出这样的特征：产业发展不均衡，农业基础薄弱，基础产业和基础设施发展滞后，重工业与加工制造业严重过剩，高新技术产业和信息产业发展不足。从消费需求的角度看，随着住房、医疗、养老保险等制度的改革，原先由政府和企业承担的福利性支出，改由个人全部或部分负担；加之国有企业改革不断深化、下岗职工逐渐增多，人们对未来的预期趋于悲观，居民消费倾向和边际消费大幅下滑，预防性需求显著上升，大量潜在需求被搁置。此外，市场潜力巨大的农村市场常常被许多企业忽视，导致农村的需求与供给都严重不足。

因此，在社会商品供给总量与供给结构双重失衡的背景下，商品需求的增长速度落后于供给的增长速度，整个社会呈现供过于求的局面，需求市场又日渐萎缩，通货紧缩便随之出现。

3.投资需求与融资制度之间的矛盾

在市场经济环境中，资金流向通常与外汇投资预期的趋势相吻合：企业效益好、预期收益高，还款就相对容易，自然容易获得银行贷款，企业也愿意扩大投资；反之，若企业预期报酬低、风险高，就难以获得投资，其资金需求也会趋于谨慎。

但从我国的实际情况来看，国有金融机构的信贷投放在所有制性质上存在一定歧视。例如，即便国有部门预期收益低、竞争力持续衰退，国有信贷机构仍向其投放大量资金；而一些前景良好、预期收益高的非国有企业，却难以得到资金支持。

在这种情形下，一方面国有部门不按市场准则看待资金价格，大规模吸纳资金、大规模扩张投资；另一方面银行也不断向低效、竞争力弱的国有企业大量放贷，将效率、预期回报、竞争力、资产负债状况统统置之不顾。其结果是银行积累了巨额不良资产以及高比例的坏账、呆账，银行为控制风险便会收缩贷款。

这就是经济学上所说的银行信贷收缩。该行为会令企业周转资金趋紧，企业只得削减固定资产投资，这对我国众多依靠投资扩张来增加生产的企业而言是重大打击；而另一些效益欠佳、却急需资金调整结构和更新技术以走出困境的企业，则更趋萎缩。与此同时，商业银行的部分资金却找不到收益高、还款有保障的贷款对象，沦为闲置资金。这些储蓄存款未能转化为投资，从而造成需求不足，人均购买力增速随之下降。这种情况是企业制度缺陷与融资约束之间矛盾的产物，它使大量资金退出商品和服务的生产与交易循环，最终酿成通货紧缩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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